美國的博物館與社區

2017-02-09  作者: 徐純 來源: 弘博網

一、AAM的博物館與社區啟動小組

從1984年“博物館的新世紀”開始,美國博物館協會(即美國博物館聯盟的前身,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就經常提出有關21世紀的博物館問題,同時也做一些可能性的回答與反應。

最明顯地是,1998年AAM在洛杉機開年會時,其執行長Rick在就職演說中提出成立博物館與社區啟動小組〈Museum & Community Initiative〉,其目標是期待在2010年時所有的博物館都可以說:“我們學會了怎么去聽,我們成為說話的代理人,我們揭示了社區的人文精神。”2000年在繼任執行長尼古遜(Freda Nicholson)的監督下,由阿契柏(Robert R. Archibald)負責擔任小組的主席,開始到六個非都會區的城市傾聽他們的聲音,這是博物館與社區都可以學習的一種了不起的成功經驗。很明顯地,公民的期待有經常改變的取向,這也是博物館必須要做的回應。其實這些對話與這項啟動并不是有關博物館應該如何發展新的活動節目、展覽、收藏、詮釋或市場,代之的是,這些活動是有關博物館與社區共事的過程,現有博物館應如何進行它的專業事務,它是為一般觀眾存在的?還是為特定的觀眾?或是為了推動藝術、歷史、科學?或為了某一特定主題?

在對話當中博物館與社區啟動小組并沒有新配方,對每個博物館必須補充的活動也沒有一個萬能的套裝,它僅是博物館與社區可以透過這一過程來重新界定它們的相互關系,而且這種關系對于每個社區、每個博物館來說都是不同的。

AAM的這項探測社區需求行動的主體是博物館與社區啟動小組和六個非都會區的城市,在普洛威頓斯(Providence)、坦帕(Tampa)、洛杉機(Los Angeles)、底特律(Detroit)、維契塔(Wichita)以及柏林罕(Bellingham),做了六次對話之后,出版了《經營公民的參與:博物館的挑戰》(Ma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A Challenge to Museums),同時也成立未來博物館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來接續這項社區需求持續調查的行動。2012年9月,AAM也回應社區的需求,與博物館界有關的工商業界團體結盟,改組為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這是外界不容易理解重組的原因,也是西方舊有的代議制度下的公民社會不可能產生的現象。為理解美國博物館在他們公民社會中的定位,我們就要回溯到西方國家的代議制度,這也是美國代議制度的起源。

二、美國社會事業的建立

自文藝復興時代就開始的的現代化,一個現代國家要在經濟上工業化、政治上民主化、社會上理性化;為了社會理性化,西方國家也“制作出”博物館機構來逐步的理性化社會,因為經濟工業化很容易,但是政治上要民主化就先要培植有理性的公民,出現于西方社會的啟蒙運動是學術上科學與理性的起動,但是社會民眾卻不一定都是可以辨別是非、有理性的公民,所以博物館這種機構就成為啟蒙運動的據點,是民眾、工人學習理性、科學、知識的非正規教育空間。

我們從西方博物館成立與發展的腳步就可以看清楚,這條公民理性化與成長的道路是與博物館并行的。牛津大學的艾緒墨林博物館是為知識的增進、大英博物館是私人收藏捐贈為全民所有、盧浮宮博物館是革命奪得的珍奇做為全民教育使用,雖然都由國家當做標榜民主化的工具,但是社會公民教育功能卻是主要目標。與歐洲現代國家發展不同的是,美洲在18世紀獨立革命尚未發生之前就已經有了大學與博物館,這類社會理性化教育配合著當時自我要求甚高的移民潮,在他們離開舊有的貴族、教會特權社會后,到新世界來的目的都是尋求自由、平等、平權,所以個人要存活于美國社會里,理性化成為他們做美國夢之前最重要的自我要求。至今,我們仍在美國社會可以看見這種現象。

在美國舊有公民社會的歷史記載中,現代國家里的“社會責任”有很清楚地劃分。私人部門工商業界在社會的責任是創造民眾工作的機會與財富;公部門收取稅金,它的責任是鑒定與執行公眾應辦事務的行事力,并提供公眾利益,而美國的非營利部門的責任則是去鼓勵并指導義工與慈善事業,這是一項全民的行動,無論你在工商業界還是公部門都是應該參與的。這種公民制的使用模式相當清楚。公民的責任是每兩年參與一次負責在公部門推動的這些工作,而且要使之更好。這是美國所謂代表制的民主傳統的意義,在那里選出代表民眾的領袖,也讓民眾相信這些代表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三、社會事業與美國人生活的關系

在《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作者德托蓋威〈Alexis de Tocqueville〉描述,從1831-1832年間他在美國旅行九個月的發現,令他特別驚奇的是他所說的“協會的生活”〈associational life〉,他寫道:“所有的年齡層、所有的情況條件、所有的意向都經常會形成協會……,宗教的、道德的、嚴肅的、瑣碎的、一般的或對抗的、超大的或縮小的……為了娛樂、為了專題研究,要蓋旅社、建教堂、推廣書籍、安排傳教士……。”美國這個國家是建立在一個大家開心的基礎議題上,那就是政府可能變得太強。

德托蓋威注意到美國社會致力于發展的兩個取向是:要限制政府絕對的權力,以及要在統治與問題的解決過程上有更直接的公民參與。[1]這種說法也是來自小羅斯福的事業旅程,他曾說過,在美國成立之初,他們的公民權在美國社會就已經是主力了。1894年,一群提倡世紀轉換的改革者成立了全國公民聯盟(National Civic League, NCL),這些改革者也包括小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與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 1856-1927〉與他們的部署。1886年小羅斯福擔任William McKinley的助理海軍秘書(Assistant Navy Secretary),他所做的就是一項在海軍監督的工作;西班牙戰爭中,他服役于美國第一志愿騎兵軍團(the First U.S. Volunteer Cavalry Regiment - Rough Rider),之后該軍團涉及古巴獨立戰爭等等,都是由這些帶有騎士精神的志愿者創造出來的傳奇,也就是說,這股力量是來自公部門的志愿者機構。成立全國公民聯盟之后,他們寫了很多有關一個好的政府、公民權與社區概念的研究文章,他們要創造的美國社會的理念與當時英國國會的改革者相呼應,成為代議制度自動修正。羅斯福用這些概念在美國社區實際執行了他所謂的“自治”(self-government)。他的理論是:只有當我們社區的所有公民的潛力,不管是什么背景都可以發揮時,才能說公民扮演了讓社會事務更好的角色。他也清楚的、謹慎的認定:當公民失去他們有意向要扮演的積極角色時,民主代議模式就已經超出其權力太遠。

在這里要提到的另一本書就是2001年普南(Robert Putnam)的《獨自滾動:美國社區的崩潰與再生》(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書中指出一百年前,美國人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經歷過改變,包括從農村到城市生活形態的轉變,雇用人員的性質從農業的轉到工業的,以及大量移民的浪潮。這些改變減少了人們之間的聯系,形成集體問題解決時, 方法與形式都老舊無用,因此強迫美國開發并建立了普南所謂的社會成本〈social capital〉的溝通與結合的新方法。例如,要想辦法在與我們相同的人之間的結合,同時也要與跟我們不同的人之間的溝通,才能從中發展出社會的信托與互惠的關系。這些轉換的結果有了公民行動的發明與活動的突破,這種情形很戲劇化的擴充開來,也就出現了六十年前法國德托蓋威所提出的“協會的生活”,做為當時一些提倡好政府活動者正進行的清除政治的運作者,同時政府事業的其他改革者也正忙著建造機構,很多社區的活動都從小地方擴大到全國,以至于全球性。例如,美國大小聯盟棒球賽、NBA籃球賽等等,如今都成為美國文化輸出的大宗,當然AAM的專業組織、技術與知識這些文化輸出也是全球性的,中國博協每年參與者至少會有百人之多。懷有這種理念的美國活動者也在尋求文化領域的改善,美國各州及地方歷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在1904年成立,AAM在1906年成立,而大專藝術協會〈th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在1911年成立,都是對這項公民運動的影響與擴大。

四、如何使社區真的擁有博物館?

首先是這六場對話的態度,2000年博物館與社區啟動小組選定對話的對象著重于社區的代表,原因在于傾聽社區的需求聲音,不要由博物館人來控制這項對話,這才能讓博物館成為對話、包容、多元價值、社區保育的空間。每次活動一半以上的參與者都是社區的領袖、教育人員、社會服務的代表、慈善家、政治人物與其他意見的領袖,他們都是鄉鎮城市基層代表。整個對話過程中,有人提到合作的想法時,這些社區代表者有的很牽強,有的很傳統,但有的很有想像力與創造力,而且這些建議都需要緊密的集體合作;議題所牽涉到的不只是博物館,而且還促成其他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來合作或配合,這些參與者都以不同互助利益的配合來考量,這是很明顯的好現象,所以每次對話的結論都是和與會群體的想法與反應相聯系的,博物館可以成為解決人們所面臨的,而且與社會基礎有關的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公共空間。

社區參與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我們什么做好了?什么沒做好?我們怎么改善做得更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我們怎么分辨?我們怎么發揮我們的潛力把它做的有所不同?這些回答都因社區、也因博物館而不同。改變是一個過程,博物館與社區啟動小組是有關改變過程與包容過程,來讓社區參與的一種方法。這些過程可以相當類似,但由于博物館與社區的不同,所以其結果是多元的。

1. 博物館做為公民事業,要從公民參與的取向去學習投入;

2. 要考量公民社會、建立社區,以及累積社會資本;

3. 博物館專業團體(臺灣博物館學會南部分會) 強化并發展其他全國性的組織的關系,介入社區與公民社會的要求;

4. 支持并發展成功的博物館策略,以追求擴充公民角色;

5. 采用社區培訓的方式支持并發展博物館專業人員對他們公民角色的了解;

6. 鼓勵捐贈人與公共政策的決策者在學習與經營公民參與的過程中支持博物館。

無論博物館采取以上哪個取向的策略,都面臨的挑戰就是博物館要——走出來、到核心的中央、參與、合作、負起責任——這是完全正確的。

[1] 請參閱徐純譯,2003,《經營公民的參與:博物館的挑戰》(Ma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A Challenge to Museums),臺北:臺灣博物館學會。頁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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