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藝術的歸屬——全球化下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詮釋

2019-11-04 來源: 博物院

導言

流失海外藏于海外博物館的中國文物數以萬計,它們是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瑰寶,也是人類文化和藝術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新審視它們的歷史地位和遺產價值,發揮它們弘揚中國文化、提升中華文明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本文從文化和藝術歸屬的角度,初步探討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詮釋宗旨及應考量的觀點,為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的文化詮釋發音,以求友聲。

一、全球化下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歷史地位和遺產價值

所謂“全球化”,指的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思想的全球化融合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了人類遷徙、貿易、宗教、文化和技術的傳播等等。“全球化”概念在近幾十年來才被廣泛使用,但事實上全球化的過程從人類開始有能力有智慧相互交流就有了。全球化和人類的創造力和適應力相互依存,不斷發展,推動全球化的是人類對生存的需求,人類對知識的需求和人類對智慧的崇敬。

18世紀的工業革命提供了人類跨洋的便利,也提高了更多的平常人家對異國風情的好奇心。博物館就是在這一時段的全球化過程中開始風行起來。博物館從最初宮廷殿堂走向學堂領域也就是發生在這兩百多年的全球化過程中。雖然博物館的興起是與18世紀到20世紀初因為技術革新和全球商貿的結果而發生的大規模在全球收藏藝術品的歷史階段密切相關的。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事實,這種收藏世界藝術的風潮是從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向西方強國的單向的全球化。事實上,那個時代的全球化下的博物館藝術品的收藏其實就是殖民化過程的結果。

圓明園遺址

這種殖民化的西方博物館中藝術收藏史在中國是以“火燒圓明園”為標志的。無論一個博物館的文物收藏史是否有它的獨特性和合法性,殖民時代西方強國掠奪性收藏的事實永遠是時代的切膚之痛,也永遠讓受害者站在了收藏其文化的博物館的對立面。從這一角度看,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反映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掠奪史,無論是赤裸裸的搶奪,還是變相購買。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之間、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交往增加,禮尚往來而流出海外的中國文物也不在少數。這部分文物反映了中國與海外的交往史。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歷史地位和遺產價值必須置于其歷史背景下進行考量,而從全球化的角度認識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文化屬性,最有效地發揮其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使更多的外國人了解中國、理解中國,是更為重要的。

二、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詮釋宗旨

發揮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弘揚中國文化的作用,主要通過展覽來實現。展覽是博物館最主要的職能工作,是博物館聯結觀眾、提高聲譽的主要手段。一個成功的展覽,既需要精心的策劃,也需要深入淺出的詮釋,即需要有策展人和釋展人積極溝通、密切配合,彌合展覽學術思想和觀眾體驗需求之間的落差,令具有學術分量的展覽變成一次生動有趣的體驗。釋展的目的不在于呈現完美卻與觀眾割裂的學術研究,而在于建立起文化闡釋和公眾體驗的關聯,激起觀眾在離開展廳后繼續探究的興趣。

無論是跨文化的展覽還是跨歷史的展覽,皆為策展人與觀眾展開的一場認知對話。展覽不能僅僅靠設計,也不能僅僅靠文字,所需要的正是我們在不斷探索的、深入人心的、具有時代關聯的文化闡釋。

1. 揭示中國文物的價值與倫理

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詮釋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揭示中國文物的價值與倫理。博物館的藏品是遺物也是遺產,這點毋庸置疑。文化遺產包含了“誰的文化”“誰擁有這些文化和歷史”等內涵。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是中國文化的遺產,是由中國人創造的,所以,在詮釋時盡量挖掘文物中的中國文化和歷史內涵,以及相關人物故事。

吳大澂收藏的良渚文化玉璧

2012年ROM入藏一件吳大澂舊藏的玉璧。本是一件尋常的良渚文化的玉璧,在博物館展廳中也就是簡單四行字:“蒼璧、玉質、中國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然而,通過文獻研究和對南潯、上海、香港的走訪,筆者發掘出玉璧背后蘊藏的文化遺產價值。最終,一段江南顧氏家族的興衰史,伴隨著這塊古玉的一路滄桑,緩緩地呈現于世人面前。這件吳大澂舊藏的良渚玉璧可以表明,研究博物館的收藏史,本身是與人類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關。一方面,因為了解了這樣一件由名家收藏的文物是在什么時間、通過什么樣的渠道成為博物館藏品的經歷而使我們感到欣慰;另一方面,通過我們的研究,成功認識到了這件藏品在從中國經美國到加拿大的流失歷史,并由此揭示出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文化,復原了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

藏品是博物館與觀眾溝通的媒介。可以理解,這樣的物品并不是作為藝術品或獨一無二的歷史檔案來展示的,但它卻成為溝通博物館學者和尋常觀眾之間對話的契機:一同尋求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理解和期待。因為這樣的物件,對策展人和觀眾來說其基本的功能和作用理解都是一致的,但其對社會和生活的影響看法會不一樣。對后者來說,文化遺產的保存是他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對前者來說,文化遺產的闡述是他們的社會責任和道義所在。所以,在博物館展示藏品時,應當將學者或策展人對藏品學術內涵的闡釋,通過社交媒體等媒介,轉化為與博物館觀眾生活利益相關的全新內容。

2. 講好中國文物的他國故事

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詮釋需要結合當地人的文化背景、歷史,與當地觀眾生活相關聯,從而建立過去與現在的關聯,為觀眾呈現出時空對話的平臺。

2017年8月,ROM收到了蘇珊捐贈的64件中國文物。這批文物是蘇珊祖父母在中國四川傳教時帶回來的,有瓷器、書畫、服飾、工藝品等。它們其實就是民國時期的仿古物,60多年來保存得完好無損,可見蘇珊一家的珍惜程度。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自己編制了一本精致的書冊,名為《中國歲月:安妮和弗雷德的故事》。弗雷德和安妮于1920年作為加拿大聯合教會派出的傳教士在中國西部的成都傳教。夫婦倆除了中間休假曾回到安大略省的故鄉之外,在中國一直待到1948年。那近三十年的年華,他們遍及四川大部分地區。這批中國文物,見證了弗雷德和安妮的“中國歲月”,保留了蘇珊這代人的記憶和情懷。值得一提的是,蘇珊這代人五兄妹都在加拿大小鎮上長大,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也許還停留在爺爺奶奶故事里的中國,但是他們一家比其他加拿大人甚至加拿大的華僑家庭,都對中國有著更多的向往和期待。因為他們和中國的物件一起長大,這些物件不只是祖輩的遺產,更是他們爺爺奶奶與中國的故事。要詮釋好這批文物就需要在博物館里用中國文物講述加拿大的故事。

3. 讓觀眾在對比中觀摩體驗

藏品作為連接歷史的途徑之一,博物館應該讓觀眾自己去觀摩、體驗和闡釋,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館學者們的一紙說明。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有條件時可以和來自中國的展覽的同類文物一同展出,讓觀眾自己去觀摩體驗。

2001年3月~2002年6月, “千古遺珍——四川古代文物展”在美國西雅圖、金布爾、紐約三地巡回舉辦,三星堆部分文物參展。

2002年ROM引入由美國策劃引進的中國展覽“千古遺珍:三星堆和四川古代文化”展,筆者在策劃時增加一個安陽殷墟文化部分,形象生動地解釋了神奇的三星堆文明的特點。包括加拿大《環球郵報》在內的展評中一致叫好,特別是學術界認為這是非常不錯、非常奇特的展覽。為什么要增加殷墟文化呢?筆者在給博物館的報告中提出了這樣一個關鍵問題:怎么能做出我們展覽的特點?要做出有本土特色的展覽,就應該立足于本博物館的藏品和觀眾。筆者首先考慮的是藏品差異,在ROM的中國藏品中有豐富的中原殷墟商文化文物。其次考慮的是展覽闡釋,讓觀眾對比三星堆和殷墟的青銅器,自己去觀摩體驗。如果我們可以把ROM收藏的殷墟文物作為展覽的一部分加進去,讓觀眾自己觀摩體驗,去感性地認識到三千多年前中原和四川盆地的文明是怎樣獨立發展但又相互關聯的,那么我們的三星堆展覽,不僅將深化對ROM收藏的安陽殷墟文物的進一步研究,同時更是對展覽的整體思想——三星堆文物的神秘性——再度升華。這是我們當時對這個由美國引進的中國展覽進行重新策展的新思路。

4. 突破文化疆界,彌補文化差異

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的詮釋需要正視文化差異、突破文化疆界,努力填補語言無法對譯的空間。釋展人在這個過程中是溝通與合作的潤滑劑。釋展人必須敢于面對陌生的主題:闡釋本身就是一種突破文化疆界的行為,展覽是一個深具包容力的空間,是文化差異的連結,是文化闡釋與協商的場所。對文化差異的展覽闡釋就是要努力填補語言無法對譯的空間,就是要對轉換了情境的藝術品在所處展覽空間中進行釋讀。通過闡釋達到讓策展人可以經由展覽與觀眾之間營造出一種無聲卻帶有默契的知識對話。

筆者在ROM近年來主持的幾個展覽中,合作的釋展人有一位是畢業于多倫多大學博物館學專業的碩士生考特尼·馬芬。考特尼參加故宮博物院的“紫垣擷珍”策展時,對中國文化一點都不了解。為了準備這個展覽,考特尼看了不少的圖書和資料,但還是看不懂一個機構——內務府,而這個機構恰好又與紫禁城的故事緊密相關。這個概念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解釋清楚的。但是在展覽中,留給解釋內務府的空間,只能用上三五句話。那么,怎么能讓觀眾、特別是“毫無清史基礎”的西方觀眾,既能讓他們愿意看,更要讓他們看得懂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讓何鑒菲加入了團隊,協助考特尼開始釋展實踐。筆者對何鑒菲的要求是,通讀兩本關于內務府的學術著作或相關學術論文,然后寫出500字的“什么是內務府”小文交給考特尼學習,并勾畫出內務府職能流線圖。目前關于內務府的研究僅有的兩本學術專著,都是基于博士論文的研究而展開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一本是由中國學者寫的,另一本是美國學者寫的。畢業于中山大學歷史系的何鑒菲博士自然有駕馭這兩本學術專著的能力,但是讓她把兩本專著的內容和觀點,用500字解釋出來,卻是“煉獄般”的磨煉。最后能指導她完成任務的,其實就是這樣一個理念:一個不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觀眾,為什么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內務府?那是因為內務府的職能和作用可以把展覽中的文物串聯起來。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就是紫禁城皇宮的運行,而內務府就是負責運營紫禁城皇宮的小政府機構。這個政府的職能部門可以用一張圖表達出來。何鑒菲的500字的小文,通過和考特尼多次的交流,成為最后150字的說明和一張全形結構圖,引起了觀眾極大的興趣,效果非常好。過去學術論文中提到的內務府,通常糾結在“三院七司”的功能和起源的討論上。但是對觀眾來說,真正通過內務府來了解紫禁城皇宮的,還是內務府中的其他機構,如造辦處、御茶膳房等。雖然在展覽說明中并不涉及學術界討論比較多的問題,但是展覽中對內務府的解釋卻是基于對這些學術問題的正確理解上。到今天為止,并沒有多少人了解《紫垣擷珍》展覽中的這張內務府的說明和職能圖的背后,其實是實習釋展人何鑒菲通讀了兩本博士論文專著后的成果。這也是釋展人和策展人共同合作、策劃一場能讓不同文化的觀眾能夠看得懂的展覽而做出的努力。海外中國文物的詮釋尤其要在突破文化疆界、彌補文化差異上下功夫。

三、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詮釋中應考量的五種觀點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收藏全球文物和藝術品,展示全球文化和藝術成了許多大型博物館的追求目標,博物館熱衷于收藏來自他國的文物和藝術品。而做好來自他國文物和藝術品的詮釋,包括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和藝術品的詮釋是博物館需要重視的問題。其中,認識和發揮海外博物館館藏文物在全球化下的文化與藝術屬性,是21世紀博物館實現其民眾文化樞紐職能的一個重要職責。博物館不能再自以為是、自說自話地來定義和詮釋自己博物館的來自他國的文物與藝術品。在詮釋來自他國的文物和藝術品時,博物館大致有五種觀點需要適當考量:

一是來自全球不同國家和政府機構的官方聲音和觀點。博物館不能僅僅要求自己對本國的文物政策法規有了解,也必須對文物和藝術品涉及的相關國家和政府的政策法規充分解讀。

二是來自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專家的聲音和觀點。博物館往往說我們對藏品的研究是根據最新最權威的學術研究成果進行的。但問題是,這些研究究竟是“誰的研究”。比如說,歐美博物館在研究中國或東亞藝術的時候,往往聽到的是歐美學者的觀點,對中國的學者的觀點卻視而不見。同樣,中國的博物館在舉辦中外文化交流展覽有沒有吸收或采用其他國家相關學者的觀點呢?

三是來自全球不同民族社區的聲音和觀點。博物館常常被認為是一種主流文化的代表。多倫多的中國社區代表常常認為和ROM合作是進入加拿大主流文化的一個象征。不錯,但是作為加拿大主流文化代表的ROM在策劃多元文化類展覽時,仍要求去聆聽和尊重相關社區的意見。同樣,在一個多元民族大融合的國土上,以漢文化為主流文化的博物館在研究、詮釋和展示少數民族文化的時候,是不是也需要聆聽和尊重他們的認識和意見呢?

四是來自全球不同文化不同政見的觀眾的聲音和觀點。如果博物館想要和觀眾平等地對話,首先要學會傾聽觀眾的“吐糟”,特別是當展覽涉及他們自身的文化背景時。雖然他們的意見有可能偏激或偏頗,但是博物館只有和他們平等對話時,才有可能受到真正的啟發,并重新審視博物館中他/她關注的文物。

五是來自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博物館研究員、策展人的聲音和觀點。同樣是博物館,同樣也是策劃一個中國展覽,具有不同文化偏見或偏愛的策展人也都會對中國文化有不同詮釋。我們常常認為自己這種在西方博物館工作的中國本土策展人應該是最了解中國文化的,可以策劃出最能表達中國文化的展覽。其實這并不一定正確,因為帶著中國血統的我們可能會帶有“偏愛”的心態去策劃一個中國文化展覽,反而容易忽略了占比更大的西方觀眾的視角。當然筆者也見到過傳統的西方策展人仍帶有四十年前對中國的偏見來闡釋中國文化。所以,只有在同行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國文化和闡釋中國藝術。

四、余 論

從文化和藝術歸屬的角度來看,諸多具有異域風格的中國外銷瓷器或藝術品,在海外并不歸于中國文物或藝術品,旅居海外的華裔所創作的具有中國文化屬性的文物或藝術品是否屬于中國遺產也存有爭議。但無論如何,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不可勝數。它們都是中國的文化遺產,反映中國的文化、藝術、歷史,也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客觀存在。我們需要充分發揮它們弘揚中國文化、提升中華文明精神的作用。

而21世紀的全球化過程就是讓博物館對文化和藝術的關注點,從“解釋文化傳播”轉移到“關聯文化社區”。在這樣的轉變中,中國文化與藝術在博物館中必然有她獨特的一席之地,不會因為全球化而被邊緣化。但是,中國文化與藝術的定義必然要比過去的理解更有廣度和深度。其他文化與藝術都可以用來講述中國故事,同樣我們也可以通過中國文化與藝術來深度認識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文化和藝術。

博物館不再和過去那樣需要以文化傳播或文化差異為核心來展示和闡釋中國文化與藝術。博物館可以把研究和闡釋中國文化與藝術放在全球歷史和文化的視角之下,如果可以這樣,博物館就可以在真誠地聽取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學者、觀眾和社區的聲音和觀點后,重新認識中國藝術和文化。認識和發揮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在全球化下的文化屬性,是21世紀博物館實現其民眾文化樞紐職能的一個重要職責之一。

本文改編自《文化和藝術的歸屬——全球化下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詮釋》,原文刊載于2019年第5期(總第17期),為首都博物館與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主辦的”當代博物館建設及展覽詮釋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

作者:沈辰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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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雜志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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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雜志是由中國科學院主管,科學出版社主辦,首都博物館、天津博物館、河北博物院共同協辦的國家級博物館行業期刊。該刊主要欄目有:專題探索、理論研究、博物館實踐,涵蓋與博物館相關的以下學術研究成果:博物館學理論與博物館史;藏品征集與保管;藏品修復與保護;藏品研究;展覽與展評;博物館教育;宣傳與文創;博物館管理;開放與安保;博物館建筑;博物館數字化與信息化;專著與論文述評;與博物館相關的歷史與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遺址的保護與研究及其他相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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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博物院》雜志2019年第5期

作者:沈辰

標題:文化和藝術的歸屬——全球化下海外博物館藏中國文物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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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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